本土化不足阻碍地缘语言学扎根

地语言学于20世纪40年代由比利时神父何登松引入中国。然而，与现代汉语语法和音韵学不同，地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何登松的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结果。

原因无非以下几点：一是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是有音节意义的语言，意义的基本单位是音节。然而，以西方语言研究为背景的地缘语言学却面临着一一的词语。因此，以西印欧语为基础，从考察词语入手。以基础地语言学为基础的汉语方言研究，难免不适应当地气候。第二，中国人的研究传统。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重文轻言，即重视古典文学而轻视生活语言。何登松以活体语言为研究对象，这与当时中国的研究传统有很大不同。第三，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且极其复杂。如果没有对汉语方言进行大量的前期调查作为基础，地缘语言学就很难发展。第四，何登松时代极其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利于中国地语学的发展。

方言研究为地语学本土化奠定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考察和描述，方言的历史比较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些都为地缘语言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长期以来，从赵元任开始，汉语方言的研究主要以静态描述为主，主要侧重于方言本体论的研究，而较少关注方言变异背后的社会、历史、地理因素。但语言的社会性要求必须将文化、历史等非语言因素联系起来，才能对汉语方言有更全面的认识。因此，汉语方言学迫切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来拓展和深化其研究。地语言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它可以通过地图直观地展示语言变异在区域空间的变化，凸显语言变异与地理的关系，从而有助于语言变迁的研究。真实状态。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种地图软件的发展，为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撑。

21世纪初，石如杰通过与日本学者岩田丽等人合作，于2003年首次翻译介绍何登松的《中国方言地理学》，为中国地语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很快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国内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地语学的发展，并针对汉语方言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地语学研究。曹志云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对地语学进行了全面的科学定义，他认为地语学研究是汉语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中国是地语学不可多得的沃土研究。 。汉语方言研究的这一新方向主要体现在地语言学与汉语方言研究的结合上。方言地图的编制是地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晓红全面梳理了何登松之后地缘语言学在中国未能顺利发展的原因、21世纪初中国地缘语言学复兴的条件，并对地缘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展望。项孟兵、曹晖认为何登松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狭义的方言地理学。 “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汉语方言，用这种方法是很难成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很难。它很大。 21世纪汉语方言地理学虽然不排除“精挑细选少量发音、词汇和语言片段”的做法，但其主要特点是调查研究的系统性，这与早期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不同。中国方言。学会辨别。”上述讨论对于推动我国地缘语言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学者们开始了汉语方言的地语言学研究。其中，最全面、最有影响力的是曹志云主编的《汉语方言图谱》和张振兴等人主编的《新汉语语言图谱》。 《汉语方言地图集》是在统一实地调查基础上编制的第一部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特征的原创方言地图集。它是当代地语学在中国研究中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既遵循了西方地语言学的基本要求，又充分继承了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它全面、科学地描述和展示了汉语方言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有力地推动了地语言学的发展。研究我国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张振兴等人主编的《新汉语语言图集》是以1987年版《汉语语言图集》为基础，根据近20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的新成果进行补充和修订的。它对于全面了解汉语和汉语方言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区域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如彭泽润、王文胜、Richard VanNess Simmons（石浩源）、石如杰、顾前、徐越、李永新等均发表了作品。地语言学在汉语方言研究中蓬勃发展。

发现中国现实与吸收西方理论精华并重

地语言学是在西方语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理论。如果照搬应用到中文上，必然与当地环境不相适应。何登松的研究之所以在国内长期被忽视，与他没有充分考虑中国语言实际和中国学术传统密切相关。何登松曾极力反对高本汉等人只注重经典文献的中国研究，主张活语言研究。这种观点本来无可非议，但在何登松时代却不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汉语是一种用音节来表达意思的语言，这与西方语言用单词来表达意思有明显的不同。这使得中国地语言学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研究内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都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影响，都经历了西方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的道路。例如，汉语语法的研究始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主要借鉴了西方语法框架。随着研究的深入，汉语中的许多语法现象很难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因此，我们开始探索立足汉语实际、吸收西方理论精华、适合汉语特点的本土化语法研究。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也是如此。从高本汉开始，虽然也借鉴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但一开始就是根据汉语音节的表意特征，以单词发音为基础，参考汉语传统音韵学来进行的。它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很快在中国扎根并蓬勃发展。何登松用地语学研究汉语时，更迷恋西方地语学的理论框架，以词为单位研究汉语。因此，他的研究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

合理吸收西方方言地理学的方法和理论，结合汉语的特点，走本土化道路，是中国地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汉语方言地图集》迈出了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关键一步，对我国地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首先，本图集充分尊重汉语的特点和研究传统。它从单字语音的调查入手，基于切韵系统从《方言调查字表》中选取文字。画面的设置反映了中世纪切韵音系以来各方言的发音。变化。其次，在单字发音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词汇和语法调查。由于不同方言的语音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果你只记住单词的读音，而不用汉字来表达词形的差异，你可能会将不同来源的单词组合在一起，或者用不同的词源将单词分开。分类时同源。因此，本图集中的词汇分类基本上不仅根据单词发音，还根据词形进行分类，这与何登松单纯根据发音标注单词的方法有显着不同。也与岩田丽主编的《汉语方言解读图》不同，后者主要使用发音。根据汉字记录的词形也有差异。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地语言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 JK Chambers 和 P. Trudgill 将研究重点放在语言变异上，并利用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地理语言学。

汉语方言学研究传统有助于拓展语言地理学理论

对于汉语方言研究来说，结合地语言学的新发展，进一步本土化是其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结合汉语方言学的研究传统，结合汉语方言和研究传统的实际情况对经典语言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改造，不断丰富汉语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内涵，补充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建设。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以促进汉语方言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

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立足汉语实际和汉语研究传统，遵循地语学基本原理，继承赵元任等前辈开创的卓有成效的方言调查研究模式，继续开展以单字读音为起点的地语学研究观点。在此基础上开展词汇和语法研究，注重调查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探讨汉语方言的演变历史、演变层次和演变模式。其次，面对汉语方言地区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复杂的事实，要大力开展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地语言学研究，积极推进主要方言区和区域方言的绘制地图。第三，根据经典地语学理论的要求，适应地语学的新发展，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运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变化汉语方言的演变方法及原因。四是结合网络技术和大数据平台，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西晋方言图谱》（13BYY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