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莎莎

出生于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三度创业……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郑光廷是一位有故事的学者。据香港科技大学官网显示，郑光廷于1988年在美国获得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贝尔电话电报实验室和大学工作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市。他于2016年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位对技术和市场都非常热衷的科学家，从香港科技大学孵化的大疆无人机入手。科技，谈了中美两国的创业环境。他表示，国内特别是大湾区正在回到20至30年前美国硅谷充满活力的状态，正在成为下一个硅谷。

大疆创新的诞生

环球时报：王涛是深圳大疆无人机现任创始人，他在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创立了大疆创新。您能回顾一下大疆创新的创业历程吗？

郑光廷：大疆创新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对此感到非常自豪。王涛在导师李泽湘教授的实验室学习期间，对无人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起初，我为一些专业飞机公司制作飞行控制器。飞行控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当时还没有很大的商业市场。但他们当时制作的控制器已经得到了很多专业无人机和航拍摄影师的认可。 2006年，在导师的支持下，王涛拉拢了几位香港科技大学的同学一起创业。有一次，李泽湘告诉王涛，用无人机航拍喜马拉雅山之前，一定要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进行测试。

创业初期，王涛就与GoPro谈过合作。当时，大疆的悬浮式相机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知名度并不高。 GoPro 希望大疆使用 GoPro 品牌并分享部分利润。但王涛却放弃了这笔在外人看来非常好的大买卖。正是因为他当时的“远见”，才让大疆获得了现在的市场地位。这些决定都是基于他们想要成为世界领先的愿望。

在创业过程中，大疆也多次面临挑战。王涛回到母校，李泽湘和时任香港科技大学工程学院院长高丙强加入投资，帮助组建团队，为大疆提供了很多帮助。很多人都看到了大疆的辉煌未来。事实上，像大疆这样的初创公司一路走来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

环球时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科大会员共创办了1,747家活跃于当今的初创公司，其中独角兽公司9家（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且已发展成为未来的公司）。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 编者注）。为什么一所大学可以孵化这么多初创企业？

郑光庭：大疆创新崭露头角是在2011年参加首届“香港科技大学百万美元国际创业大赛”。事实上，这次大赛也催生了很多知名的独角兽公司，比如云舟科技、高高科技等。前者专注于无人船舶，后者则是一家运动控制和智能制造公司。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1991年，从建校第一天起，学校的办学理念就是在科学研究中“做一些有影响力、有用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发表好文章”。一路走来，我们总结的经验是，坚持以科研为导向，让技术最先进，朝着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因为市场只能容纳最好的东西。创业不是一个可以走捷径、可以偷工减料的过程。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

云舟科技创始人张云飞曾回忆，创业期间，他在珠海租了一套小公寓，住了三年。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和一盏灯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每天回家累得就睡着了，醒了就去上班。我花了三年时间才创造出市场需要的产品。

以香港科技大学的独角兽为例，内地平台对其成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大在深圳、南沙、广州、佛山等地设有科研创新平台。近年来，一方面，我们不断加强在香港创新科研平台的部署。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加深入地进行了Deploy，构建了完整的创新链。长三角多个城市也开始建立深度合作。

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越来越多在​​香港培养的科技人才留在香港创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内地技术人才来港发展。

当创业成为年轻人的首要任务

环球时报记者：今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高考）成绩公布后，有媒体注意到，前10名考生中有8人选择了医学。内地一些年轻人毕业后热衷于参加公务员考试。创业或许不是现在年轻人的第一选择。你怎么认为？

郑光廷：创业氛围的营造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推动。当创业成为年轻人生活中重要且优先的选择时，我认为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未来，因为这些人是国家创新的动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香港科技大学的创业氛围已逐渐形成。我很敬佩科大的一些创始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追随主流很容易，但要深谋远虑，找到一条独创的道路，却需要很大的勇气。基于此，学校在创业创新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立创业中心、成立科大创业者联盟、与企业家建立长期频繁的联系，学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环球时报：您的创业经历是怎样的？

郑光庭：我第一次创业是1997年。1993年，硅谷的创业氛围非常兴盛。我当时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朋友一直问我：“你还在学校做什么？尽快出来创业吧！”我从1993年开始研究集成电路验证相关技术，推出市场后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公司被一家美国领先公司成功收购。如此成功的开始，让我误以为创业很容易。

我第二次创业是在2000年，当时我创办了一家视觉识别初创公司。但由于技术太过前沿，大家都感觉“没有流行的那么流行”，销量也不如预期。 2009年，该知识产权被出售给另一家公司。 2012年前后，人工视觉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发展，很多产品都实现了我2000年创办的创业公司的想法，我真正懂得了创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如果市场不成熟，技术再好也是行不通的。

来香港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三次创业。我注意到生物医学和人工智能的交叉点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目前正在开发一种传感器来测量人体的生物信息。

从“死亡谷”到“挑战谷”

环球时报：高校创业还有哪些方面尚未解决？

郑光庭：以人工智能为例，学校处于科技前沿，但并不像企业界那样了解市场需求。我们过去把这段上游不能到达下游的路段称为“死亡谷”。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这里已经逐渐从“死亡谷”变成了“挑战谷”。看看谁能把上游和下游连接起来。通过基础科研成果与市场的紧密结合，生态链将更加完整。

我其实不喜欢“技术转让”这个词。听起来搞科研的人都是居高临下，把技术转移到企业界去使用。这是一种错误的心态。有太多的事情是企业界做科研的人不明白的，包括如何把握市场需求，如何了解用户，如何将产品推到用户手中等等，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对于市场来说，技术是重要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技术必须与市场紧密结合。你不能造出一把锤子，然后开始寻找钉子。相反，开始为您想要钉的钉子设计最有效的锤子。这就是学校与企业界合作的理念。

环球时报：美国和中国的创业环境有何不同？

郑光廷：2016年，还没有大湾区的概念，还是叫珠三角。红杉资本合伙人Doug Leon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听了——如果他的职业生涯可以重新开始，他会选择深圳。因为他看到了深圳的创业精神、培育初创企业的能力、鼓励创造力和技术进步的独特环境、企业家的雄心和干劲、投资者对市场的期望、人才的聚集，硅谷被三十或四十年前蓬勃发展。当前，发展的各种要素正在向大湾区汇聚。

香港原本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但回国后，我还发现除了去北京、深圳之外，苏州、无锡、杭州、香港等城市的人才、市场、资金、文化孔正在逐渐成形。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美国硅谷20、30年前所做的事情。不同的是，硅谷成熟后逐渐趋于平稳，而这些城市正在上升。有抱负的企业家和人才需要向上发展。其实我也去过不少地方，大湾区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风暴”。未来，将会有更多有志向、有干劲的人加入大湾区。我对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大湾区抱有非常高的期望。